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张主任本就不见他们,只派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
跟在后面的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孙鸿烈,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自然一说就通。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材料,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等着人家签名。在李岚的记忆中,1988年她似乎没别的,就是这件事。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联想的代表”,受了也受了冷漠,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更会到了被严词拒绝的难堪。攻关组在登门拜访时,并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只是说“请你到我们公司来,我再一次给你展示联想汉卡”。
人人都认为他这是在虚张声势,只有郭为认真对待。郭为和李岚随即,虽然这两个充满激的年轻人十分自信乐观,但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评审的结果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覆难收。
郭为令本来不占优势的事发挥潜在的优势、把0.1%的希望变成现实的能耐,让柳传志看到了他的才能,也为他后来执掌神州数码埋了伏笔。
不过,这个既定事实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虽然评审维权从未有过改变成命的先例,但他们还有5%的希望,那就是启动“复议程序”:由“委员会”10位以上的专家联合署名提申请,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
他们采取了迂回路线,把记者们分别请到宾馆里“聊天”,于是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报纸上不分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汉卡的报,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说它是把中国人引计算机殿堂的一座桥梁。《望》杂志说它“已经销往国20多个省市”,《北京日报》说它“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开发动态》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国外汉字功能最的系统之一”,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有很大的生命力”。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汉卡。这样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投反对票的专家产生这样一心理:是不是我原来看得有问题?
5分钟后消息传来,居然成功了。走廊里一声呼,大家又又叫,李岚倚而泣,郭为一栽在地毯上,将过去。
就这样,联想一个人一个人地工作,终于攻了10个人,10名专家联名50个专家开会。决定命运的会议终于在京西宾馆召开,50个评审委员都在场,联想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如愿。他们来到会场,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然后一行人走来,站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个个张万分,就像嫌疑人在等待法的判决。
当时的况是,郭为和李岚都是初公司的计算机外行,如果直接去游说专家的话,专家们有可能觉得郭为他们是在走后门,起不到什么实质的效果。
为了迎接委员们的到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全都,公司搭建了临时展厅,摆上了全着联想汉卡的计算机。委员们陆续到来,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是一个人,无论多寡都能受到细致周到的接待,无论提专业还是非专业的问题都一一得到耐心解答。这不仅是个技术展示的过程,更渗透着一微妙的公共关系。
当日评选已经结束,名单业已公布,想更改结果可谓难于上青天。郭为一个评委一个评委地解释、谈话,居然获得了成功,最终公布的名单中,联想汉卡终于获得了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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