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扬弃(3/3)

收集数据和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离开的不二法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往往不愿意这耗时耗力的基础工作，只是从西方文献中找现成的结论作为自己的“假设”，然后借鉴或抄袭一个数学模型，采集一些面板数据，拼凑成一篇论文。在学习阶段，这样无可厚非，但这不是真正的研究，应当从这个幼稚的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再次是如何建立中国学术论文的话语系。“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坛摆脱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传统话语系，产生了现代中国语言的话语系。它的步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贴近大众生活；二是更有利于收外来先文化。但要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半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洋教条和洋不化的文化现象是旧中国民地文化的病症，反映到党，有“党八”现象的现，泽东同志写的《反对党八》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系统批判了党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它所表现的话语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引和使用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专门词汇、概念和理论，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话语表达形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和群众不仅熟悉了这些新的话语表达形式，有的还向其注了中国元素，赋予其新的义，形成外来文化被合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话语系，使“english”变成了“glish”，经济学研究及其学术论文当然是走在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前沿。站在最前沿容易产生两可能：一是落后于大和人民大众；二是孤立冒并脱离人民大众。在留学海外逾30年经久不衰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环境，第一可能不容易产生，而第二危险却较为容易产生。一些人把生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论文的表达方式看作是经济学规范的话语系，把多数人读不懂的话看作是“学术”，认为“学术”只需要少数人看懂和欣赏，多数人看得懂，就不是“学术”了，至少也属于“学术平不”。怎样理“白雪”和“里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话语系要解决的问题。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神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于生活。所谓源于生活就是不能脱离生活，不能不接地气。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系，也不能脱离多数（这个多数已经有职业范围的限定），如果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懂，连多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多数政府经济工作官员（基本是大学以上文化平）、多数有文化的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都看不懂，那还叫“为人民服务”吗？真理是朴素的，往往不需要奥的语言，而庸俗却需要故玄虚来掩饰浅薄。当然，经济学研究又要于普通的时事新闻，不仅要适当介绍和引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还要有学术基础和学理逻辑。因此要在多数人读懂的基础上提和不断提，我们的话语系应当朝这方面努力。这样说有些人会很不以为然。有人会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多数人都看不懂，难不是学术吗？是学术不假，但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倾向要考察，也有一个普及与提的关系问题要审视。拿文艺作品来比喻，《天鹅湖》无疑属于世界文艺品，但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靠看《白女》来激发阶级仇恨和奋勇杀敌的，看《天鹅湖》不仅不适宜，而且当时也不备多数人欣赏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从染人、激发人的的艺术标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来看，《白女》无疑达到了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统一，是当时我国的艺术品。同理，今天我们的话语系，更需要在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和再提，这是我们应当提倡和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也允许有少量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得懂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也应当允许百齐放和百家争鸣，但主次不能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