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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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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在哪里?”龚定庵问。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观?”

虽是萍相逢,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他的家世。上海是有名的缺,上海的“大少爷”,当然是贵公,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亲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了。”龚定庵很兴奋地说,“此印的来历,我略有所知,一直怀疑,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因为汉中的赵婕伃很多,飞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伃吗?还有昭帝的生母,姓赵,也封婕伃。不过,现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确是飞燕遗。”

“你连原都还未见,就能此断语!”李增厚不免怀疑,“你何所据而云然?”

“就在这个娋字上!”

“娋”与“趙”在这里是相同的。龚定庵指,汉朝扬雄所著、晋朝人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这个“娋”字,解释是:“娋,姊也”。妹同封婕伃,赵飞燕是,用此“娋”字,巧合双关,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这“娋”字左面的篆法奇古,作飞鸟之势,非“燕”而何?

细看果然,不能说他穿凿附会。谈到来历,龚定庵说,在明朝,此印最早是严嵩之严世蕃所收藏。严嵩父败后,有名的收藏家项京手中,后来又归无锡华家,最后为李日华所得。

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于鉴别,号称“博”,他有两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别号多。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嘉兴鲍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到书架上捡《金石屑》,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看一句便惊喜过望,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

“定庵,你听,”李增厚念,“‘汉赵飞燕婕伃时印,不知何年落人间。嘉靖年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华看,这枚赵飞燕的玉印,价值连城。经此品评,越发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但毕竟要看过实,才能最后的决定。

到得日中,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携来一个包裹,重重锦袱,真所谓十袭珍藏,最后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盖及盒四周刻满了字,但龚定庵无暇细看,一伸手揭开盒盖,顿觉中一亮:那方凤纽玉印,约莫一寸见方,五六分,通洁白,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格外显得鲜艳夺目。

看玉、看纽、看印文,龚定庵把玩不释,脑中渐渐形成一个轻如燕的纤影,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中,昭殿里了。

“请问,”龚定庵定定神问,“此印是足的珍藏?”

“哪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为宝觅一位新主人。”

“原主是谁?”

“原主姓顾,定庵先生不必打听。”王秀才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有意收藏,我可以一半主。”

“好极。”龚定庵亦就不必作什么客了,率直问,“条件如何?”

王秀才伸三指相示:“不能少于这个数。”

这当然不会是三百两银,但三千两似乎是狮大开了,只好告个罪,将李增厚拉到一边去密谈。

“这王秀才的为人,老兄是否知?”

“我跟他十几年的。”李增厚答说,“为人还不错。”

“他开价三千两,似乎过分了吧?我跟他初,有些话不便说,能不能请你问问他,最少几何?说个实实在在的数目,我们才好磋商。”

“好!我来问他。”

问来的结果是,最少也要两千两银。据王秀才说,已经有人过这个价钱,他不肯脱手。因为开价的人很俗气,但龚定庵有意,又当别论。

“他说:这好比嫁女儿一样,总要挑一份人家。这方玉印在你收藏,是名有主,所以照别人过的价转让。当然,”李增厚又说,“总还有磋商的余地。”

“两千两银,也不算贵,不过,我还要买房,一得太多,跟家父似乎说不。”龚定庵沉了一会儿问,“不知能不能以宝易宝?”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行。他原是这一行的。以宝易宝,他又好多一笔生意,何乐不为?我看,你们当面谈吧!”

果然,王秀才对此颇兴趣,问龚定庵预备拿什么来换。

“我有一好帖。”

“这是‘黑老虎’,价钱很难估。”王秀才说,“定庵先生不妨谈谈,是怎么样一好帖?”

“娄寿碑。”

王秀才对此也是行,听说是“娄寿碑”,心中一动,便即问:“是朱竹垞收藏的那一?”

“哪里还有第二?”

“怎么?”李增厚嘴问说,“是孤本?”

“海孤本。”龚定庵问,“你有没有六一先生的《集古录》?”

“有。”

“孙渊如的《寰宇访碑录》呢?”

“是在——《平津馆丛书》当中?”

“不错。”

“那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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